为什么古埃及的王表可以作为信史，夏朝的却不能呢？
我理解提问者主要的疑问在于夏商年表的精确度（例如每个王的在位时间），不如同时期的古埃及。可以以李学勤先生的这篇文章作答，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年但基本情况没有变化：————————
中外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比较
李学勤
光明日报19990820
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为了解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情况并取得借鉴，专门设立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现在这一专题复杂繁重的各项工作，已由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林志纯教授等多位专家顺利完成，其成果将作为专著出版。这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由张强博士执笔的《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综述》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专题成果作了简要的概括。
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且目前仍在不断发展之中。这表明，古代文明的年代学，本身就是一种学科分支，正在继续深入和提高。当代的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的研究，都采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途径，融合了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科技测年（主要是测年）和天文历法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也遵此途径。
外国古代文明的年代学，所能凭借的材料不外是传世文献记载、古文字铭刻以及其他考古学的成果，这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也极为类似。传世文献一般是年代学研究的起点，比如人们对古代近东的知识，最初只能依据《圣经》及希腊、罗马的一些作品。后来才有了考古文物，特别是古文字的大量材料，使研究工作的基础大为改观。不过，即使在现代，传世文献仍有宝贵的研究价值。如埃及古史的王朝系列，见于公元前三世纪僧侣曼涅托的《埃及史》，近世的研究只是对曼涅托的系列做了修正和补充。“夏商周断代工程”广泛使用文献、考古和古文字材料，与其他古代文明年代学的研究亦属相同。
“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专题成果为大家介绍的情况，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由文献依据丰富、编年基本可靠的历史时期，逐次上推到依据较少、编年不明的较早时期，是年代学探索通用的方法。
张文在讲两河流域年代学时说：“由于初史时期研究资料的匮乏，两河流域年代学者一般采用由文献相对丰富的晚期向早期推进的研究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也正是这样做的。《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托始于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这一年表有可信的文献基础，例如《春秋》经传的纪年，因有许多次日食记录而获公认。因此，西周列王年代的研究，必须立足于以公元前841年为开端的这一年表，而西周的积年又是夏、商积年的推定所不能缺少的。
时代越向上推，所依据的文献及古文字材料内的记述便越模糊，越多分歧。这是由于时间距离遥远而自然造成的。恰和人们观察空间距离遥远的外星系只能得到微少的信息一样。埃及王朝系统的早段，从前王朝时期到第一中间期，即第一至第十王朝，有不少王名佚失无存，列王的次序也有不同说法，不定性显然很大。同样，对于中国古史中的五帝时期，以及夏和商代前期，都不能要求其年代有与后世相同的准确性。
第二，古代近东的古文字材料里，有不少王表或名年官名表。有的表相当详细，甚至记及月日。这类材料的时代，有些本身就很古，如埃及的帕勒摩石刻，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年表》等，为重建当时年代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中国的情形不同，文献中的世系、年表，出现的时代都比较晚。商和西周的世系，虽有甲骨金文可予证实，但缺乏近东王表那样系统的在位年数。这是我们年代学研究的不利条件之一。这种缺撼有望从考古发现中弥补。前些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竹简内整理出一篇《年表》，有周列国君主年数，可惜业已残碎，不能恢复。西晋初汲冢发现的《竹书纪年》，有夏商周诸王年数，但未能完整保存下来。
张文提到，西方古典年代学第一部系统的作品，“是公元前三世纪末埃拉托斯特奈斯所著的《编年史》。他利用当时在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工作之便，广泛涉猎前人著述，在综合希腊不同编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统一的纪年体系。”《竹书纪年》是魏国史家的作品，有一定的思想倾向，记事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比埃拉托斯特奈斯要稍早些。
从战国到汉初，像《竹书纪年》、《年表》这样的书，肯定还有不少，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余读谍（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今后再发现这类材料，以至更早的世系、年表，确是可能的。但当前研究中国古代的年代学，还更多依靠出现较晚的文献。这包括世系、王年的材料，也兼指关于天象的记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年代学研究，处境更接近西方古典年代学。传世文献，不分中外，都有考信辨伪的问题，如张文说的，“鉴于年代学研究资料来源与古代近东的差异，西方古典在古籍整理与校勘过程中，对晚期文献中一些早期年代的记载始终面临着‘信古’与‘疑古’之争。”他所举特洛伊战争的例子是很生动的。年代学研究的进展，特别是有关考古发现的增加，业已说明晚期文献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古代传统并非空穴来风，无所依据，无论在古代近东史还是在西方古典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均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传世文献和出土古文字铭刻内的天象记录，是年代学研究十分重要的依据。对这类记录进行现代天文学的推算，常可在古史年代间确定关键性的绝对年代点，对年代学起重要的作用。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如张文所举，有埃及年代学上的天狼星偕日同升记录，两河流域年代学上的金星泥板等。大家知道，有金星观测记录的楔形文字混板的出现对汉谟拉比在位年代的推断，起了可称是革命性的影响，而汉谟拉比年代问题在整个古代近东年代学中是至关重要的。
张文说：“根据古巴比伦王朝第十位王阿米嚓杜喀在位的第一——十年有关金星观测记录，是确定古巴比伦时期绝对年代的关键所在。现代天文研究对阿米嚓杜喀元年所得出的多种公元年值，巴比伦第六王汉谟拉比元年因此也出现了多种选择。鉴于汉谟拉比时代丰富的史料与考古遗存以及14C研究方法的应用，为阿米嚓杜喀绝对年代的最后选定提供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这已经显示出天文学推算怎么与文献学、考古学及科技测年方法互相配合。在专著《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中，收有金星泥板的释文，并作了详细论述。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公布的一些研究成果之间，甲骨文武丁、祖庚日月食的推算，其学术价值堪与埃及的天狼星记录、两河流域的金星记录相媲美。武丁是殷商名王，他的历史地位同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相埒。经过研究，已获得与甲骨分期顺序全然一致的武丁时期五次月食的唯一解，使武丁的在位年数有相当准确的估计。
第四，年代学研究有时有某种假设，该假设是根本的、必要的，却没有充分论据去证实。有些天文历法的推算，就有着这样的假设。
古埃及的天狼星偕日同升记录的推算，是很好的例子。孙小淳在介绍古代近古年代学中的天文问题时说：“用天狼星偕日出定年代的方法是基于一个非常根本的假设之上，就是古埃及的民用太阳年从未有过调整。……古埃及民用历法明明分一年为三季，为尼罗河泛滥期、冬季和夏季，如果不作置闰的调整，那历法上的三季很少是和实际季节符合的，……严格说来，只有天狼星周期1460年中起始的那一年季节才真正地名副其实，这对注重农业的古埃及人来说同样也是很奇怪的。然而，埃及的年代学正是建立在这种不变的民用太阳历的假设之上。自从1904年德国学者梅耶尔提出这种假设之后，埃及年代学的大厦就逐步建立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推翻这种假设，于是假设竟成为公理一般；而如果没有这个假设，就无从谈埃及的天文年代学。”
中国年代学的天文历法推算，也有一个假设，便是纪日干支的连续性：纪日干支依照六十日一周循环，自上古到今天，没有调整也没有间断。如果离开这个假设，也无法谈中国的天文历法推算了。好在前述甲骨文日月食的唯一解，尽管不是这一假设的充足证明，仍能使我们相信纪日干支的连续能够上溯到商代武丁这样早的时期。
第五，就目前年代学研究现状而言，年代学者对各文明地区早期的大部分年代定年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推算出大致的年代值；即使是资料相对丰富的晚期的一些年代，也会因记载上的相互矛盾或因多种选择而无所适从。中国古代的年代学，在这一方面亦不能例外。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各种科学，从来即是向真理不断趋近的过程。有人试想以简单的方式一下子解决好多疑难问题，甚至宣布已经掌握了年代学的全部秘密，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我们努力争取的，是我们在当前主客观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好成果，无法避免所谓“年代学上的无奈”。
在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的研究方法中，只有一项是我们不能采取的，即“同时期参照法”。古代近东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个国家并时存在，它们的文献与考古材料每每彼此联系，可以互相对照补充。中国的夏、商、西周是疆土广袤的王朝，具体情形与外国殊有不同。我们在当时中原与边远地区的考古研究中，也经常运用对比参照的方法，但和外国年代学上的“同时期参照法”究竟是不一样的。其余外国年代学的研究途径，我们都在采用。我们还在进行一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如有字甲骨的14C测年实验，是国内外还没有人尝试过的。
现代意义的古代年代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还很短。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需要不断吸取借鉴外国古代文明研究的经验。为此，我们要对“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的各位专家学者的劳动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更确信，中国的古代文明的研究将会对人类文明历史的探讨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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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传世文献（古典学）的起点与古代近东基本相近，甚至材料还要更丰富些，但是差距主要在于两点：1.缺少不同国家语言文字的互相参照；2.在夏商或更早的出土文献的年代学材料上差得太远，这与考古起步太晚、基础太差有关，将来有发现新材料的可能。
为什么古埃及的王表可以作为信史，夏朝的却不能呢？
对于埃及王表的解释诸位大神都解释过了。
对于夏朝世系我在这里先举一个商朝世系的例子。
根据《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王国维先生著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
《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的1.10甲骨同《殷虚书契后编》的8.14甲骨为一骨之折。
王国维先生发现并加以缀合，据以纠正《史记•殷本纪》的先王先公次序。
后来董作宾又将刘惠之旧藏的一片甲骨同这两片拼合。
这三片的拼合对于商朝先公先王世系至关重要。
三片缀合后的卜辞是：
乙未酒系品，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三……三，且乙十……而上甲六示在《史记•殷本纪》中的次序是：上甲，报丁，报丙，报乙，主壬，主癸。
王国维先生根据卜辞的先公先王次序校正《殷本纪》“三报”的次序应是：报乙，报丙，报丁。
这就使得司马迁史籍中延续的错误得到了廓清。
后来罗振玉所著的《殷虚书契考释》中也解释到“《史记•殷本纪》载成汤以来至于帝辛传世三十，今见于卜辞者二十有二”，即：大乙，大丁，卜丙，大甲，大庚，小甲，大戊，中丁，卜壬，且乙，且辛，且丁，南庚，羊甲，般庚，小辛，小乙，武丁，且庚，且甲，康且丁，武乙。
《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又补充文武丁，又举配食之妣十四，这就为殷王世系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考虑到司马迁距离商朝的时间，世系的准确翔实度已经是非常之高了。
但不可避免的因为年代久远出现谬误，甚至就是司马迁本人或者之前的人抄错了世系顺序也未可知。
但是随着殷墟甲骨的出土，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卜辞比对《殷本纪》，这就极大程度的修补了司马迁的遗漏。
算是后人的查遗补缺，毕竟司马迁那时候可没有今天的卜辞供他勘误。
司马迁编写《史记》当中的夏商时肯定是通过记忆编写，看的是二手乃至是三手资料。
司马迁自己也知道把不准，所以按《尚书》和《诗经》来。
但目前的研究表明，商朝的世系大概率还是准的。
问题是夏朝的世系。并没有出土文物加以作证。
当然，商人世系既然大差不差，那大概率说明夏朝世系也是。
问题是，这商朝世系都有谬误，夏朝世系了？
我们假定他大差不差。那具体细节了？
比如夏后多以单字命名，唯有太康、中康、少康三者均名“康”。中康为太康之弟，少康为中康之孙，这种隔世同名的现象尤为奇怪，不似名而更似号，可三者的兴贤作为又相互迥异。且启五个儿子当中，四个名康，即：太康，元康，伯康，中康。唯有第五个儿子名武观
就有人推测此三君可能原名为天干“庚”，为避讳而更作“康”，与夏朝后期的“胤甲”、“孔甲”、“履癸”一样，近似商王以天干为帝名的做法。
但是没有出土文物证明，我们只能是太康，中康，少康。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武观不是x康。
像戴震就认为其实并没有太康这个人，可能是后人混淆《楚辞·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的记载，误连读作“夏康”造成的。
另一种解释说夏朝太康、中康、相、少康四君的世系源于殷商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先公，其历史又取材自商朝中期太戊、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的历史。
这都是推测，因为没有出土文物来加以作证。
那即使你想一口咬定，这夏朝世系完完本本就是真的。司马迁和前人记录的时候都喝了红牛，打了鸡血，保证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谬误。
然后了，然后就能让夏朝的各种遗迹从土里蹦出来告诉你这些夏后都做了什么，在位期间发生过什么大事么。显然不能。
所以我们的所有教科书，对于夏朝都是持肯定态度。
但你要说具体细节，只能靠揣测，对于夏朝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都是推测。
这是因为夏朝不同于商朝有大量甲骨文来供研究。
只能靠推测。
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对于夏朝也是这个道理，在确切的文物出土前。
那么对于夏朝的任何推测都有可能是对的或错的。
但是无论怎样都抹杀不了，商以前的中国确确实实存在一个广域王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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